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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光棍”问题研究:回顾与前瞻(3)
在笔者看来,就人口学领域的婚姻挤压视角的研究成果而言,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首先,婚姻挤压问题确实存在,甚至还比较严重;其次,婚姻挤压导致的光棍数量比较多也是事实;第三,婚姻挤压视角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人们对光棍问题的关注,这是这一视角下的成果所带来的重要贡献;第四,所有对光棍数字具体测算甚至追求精确测算的研究,只是将“光棍”问题的研究变成了“数字技术”。因此,笔者认为,下一步的农村光棍研究如果继续延用婚姻挤压视角,对于农村“光棍”问题本身来说,将变得没有多大实际意义。我们只需明白,农村光棍问题很严重即可,然后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探究更为重要的学术话题,至于农村光棍的具体数字是多少,我们既无法搞清楚也没有刻意去搞清楚的必要。不管农村光棍的数量是1000万,还是2000万或3000万或更夸张的5000万,就低来说,也不是小数字,就高来说,有哗众取宠之嫌,不符合事实。所以,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再停留在测算具体数字上,更不要去迷信数字,就光棍问题而言,还有很多具体的经验领域有待研究和开拓。
三、婚姻排斥视角下的“单一机制”解释研究
与人口学领域的加减法式的数字技术研究不同,社会学领域的农村光棍研究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视野。他们与前述按“减法”思路测算“多出”的男性和“少掉”的女性数量,从而导致农村“光棍”婚配困难的思路不同,他们更关注适龄婚姻人群中男性是如何在婚姻市场中被排斥出来从而成为光棍的。笔者姑且将这种思路称之为婚姻排斥视角的研究。婚姻排斥视角的研究不太关注“总量”的数字差异水平,他们更聚焦于一定的社会空间内的婚姻市场中,一部分男性是如何被排斥掉从而被“剩”出来成为“光棍”的。国内学界的研究中,婚姻排斥的论述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
1.家庭排斥
所谓家庭排斥,是指将农村“光棍”的婚配困难看成是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结果。在家庭排斥视角下,分析路径主要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父辈生命周期与父辈代际责任所导致的排斥,不同区域父辈生命周期中的人生任务以及对子代的责任观念不同,也会塑造出不同的农村光棍类型,例如刘成良、邢成举、杜姣等人的研究表明,在北方农村更容易出现父代责任缺失而致的光棍类型,而在川西一带的农村地区,代际关系比较均衡,子代对父代的依赖较弱,父代对子代的期待也同样不强,因而更容易出现自致型光棍[20][21][22];另一方面则是指向家庭内部兄弟之间对资源的争夺,这种分析路径主要体现在多子家庭中。例如,农村家庭中的分家会对结婚较晚的儿子产生不利影响,排行靠后的儿子在婚姻机会和发展方面会被持续地剥夺,从而导致他们沦为“光棍”,其理由是因为随着父代生命周期的推延,年老后获取资源和积累财富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年富力强时的积累主要用于排行靠前儿子的婚娶成本支出[23]。与之相反的是,也有研究表明,在多兄弟家庭中,长子囿于“长兄如父”责任伦理限制,没有机会外出务工获得经济资源和女性资源从而沦为“光棍”[24]。或者,农村中一些家庭结构不完整和经济实力不济以及家风较差等家庭因素会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无法获得女方青睐而成为“光棍”[25]。
应该说,家庭排斥视角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是,如果将之放入更为宏观的结构视野中来看,则显得过于碎片化。因为这种解释路径至少面临两个致命性的质疑:第一,如果在婚姻市场中有足够的条件获得婚配,那么,没有哪个亲兄弟会愿意去挤压其他兄弟成员的婚配机会,甚至,不管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也没有哪个会愿意自己在婚配获取机会中被哥哥或弟弟挤压排斥出成婚序列;第二,多子家庭中的光棍问题也主要是计划生育实施以前的情况,在当下的年龄序列中,他们大多数都已经进入老年或中老年,而我们目前能够看到并为此感到震惊的光棍情况主要不是多子家庭的情况,而大多是1个儿子或最多2个儿子的1975年以后出生特别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2.经济排斥
经济排斥视角的研究将农村“光棍”的婚配困难问题看成是光棍个体及其家庭经济贫困的产物。在婚姻市场中,由于彩礼高昂以及附着于彩礼之上的所有婚姻消费节节走高,从而导致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农村大龄男性青年无法支付结婚费用,因而在婚姻市场中成为出局者而沦为“光棍”。与之相匹配的是,在婚姻市场中,由于经济分化所形成的阶层梯度,导致底层农村男性青年无法在婚姻市场中竞争胜利[26][27][28][29]。经济排斥视角的研究,其理论前提是,都倾向于将婚姻资源作为一种商品化资源对待,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婚姻资源也在跨区域或跨婚姻圈流动。因而,在婚姻市场中,就或明或暗、或实或虚地面临“要价”和“竞争”的情况。婚姻排斥的视角有别于传统的婚姻偿付理论或婚姻资助理论,婚姻偿付理论将结婚中的婚姻消费视作是男方对女方父母养育的补偿,而婚姻资助理论则主要将婚姻消费中的经济行为看作是男女双方父代资源向子代的一种转移,从而起到对刚成家立业的年轻夫妻的资助。事实上,笔者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调查表明,婚姻偿付和婚姻资助的性质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形式与其原初意义上的偿付或资助的功能明显不同,它更多只是一种底色,而在这种底色之上,则越来越异化为一种资源的交换。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0/0724/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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