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期刊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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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视角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4)
图2 “点位”上的知识供给
由图2可知,数字教材的建设应注意两点:一是数字教材的内容一定要与场景内具体的客观对象相对应;二是有适合个性需求的一个或多个媒介对“客观对象”进行全要素“陈述”。这两点是职业教育教材“功能面向”在场景之内的具体化,使得程序性知识的习得过程与行动体系的要求更加契合,使得知识与数字技术融合功能不断增强、服务不断圆满。
四、融合视角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的建设路径
基于上述认知,知识与数字技术融合视角下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应以形成足够的服务于场景化的数字教材为主要载体,以行动体系的场景化为功能依据,以教学主体在场景内的要求与需求为价值依据,从源头治理、专职队伍建设、教材本质三方面着手。
(一)进行源头治理
为深化产教融合,职业院校为学习者所建立的知识体系应具备极高的实用性,工学结合要求行动导向下的教学应基于实用性而着重于程序性知识的习得,这是对职业教育课程的要求。课程的知识系统下沉到应用层面可形成教材,所谓“源头治理”是指在课程开发时,对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知识(及其数据流)和场景同时进行规划。首先,知识的供给必然要求具备数据通道,知识必须在数据化的基础上才能够被数据通道承载、被媒介展示;其次,被通道所投送的知识需要服务于职业院校所设定的场景,而场景应当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成果,因此相应知识的数据化也应当是场景使用方(即院校)与产业、行业或企业进行合作的成果;最后,数据通道的终端呈现也必须适配于场景的客观情况(例如装备等实践设施),如果无法适配,知识、数据通道在行动体系下的存在意义便会被大大削减。因此,对场景、知识(及其数据流)、数据通道三者的规划、设计和开发务必基于统筹而循序渐进,知识数据化的工作不应是数字技术的后期介入,也不应是与传统的教材开发、场景设计等相关工作相分离的第三者。换言之,职业教育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场景化发展所带来的职业教育学习资源开发的生态化、集群化和专业化趋势,归根结底是教育信息化的趋势使然,而“数字教材”仅仅是这个趋势的中间状态之一。
(二)形成稳定而专职的开发队伍
场景化发展带来了与知识呈现有关的技术应用革新,媒介(数字技术)在展示知识的同时,也会带来教材资源与学习资源概念上的混淆。教材资源具有专用性,而学习资源具备通用性,这两者的矛盾显然已经超越了技术范围,需要通过对数字技术能力进行系统性的规划、约束、乃至于建立规则才能解决。一方面,数字教材的技术架构要尽可能圆满地服务于知识的随时陈述,这就要求技术架构的开发团队成员由本校的专业教师、行业企业人员、教育技术专家、数字技术工程师等组成,且必须得到课程开发团队的支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是场景化的支撑,场景内涵联系的是对接行业和产业的工业技术,而两类技术都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因此场景支撑、内涵的更新注定具有源头性和系统性,代表着数字教材专用资源的整体改变,而一个专职的开发服务团队将是这个过程平稳有序、平滑过渡的有力保障。总之,行动体系下传统教材的开发是基于课程开发的多方合作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数字教材绝非简单地增加了信息维度、网络因素,而是伴随着数字技术推动职业教育资源生态和教学形态发展而发展的,无论是课程团队还是数字教材团队,专职于此、训练有素、结构稳定的开发队伍极为必要。
(三)把握数字教材建设本质
图3以“数字教材”客体如何成型的原理示意图展示了“融合”的概况,结合图3即可相对清晰地理解知识与数字技术融合对教材本质的影响。把握教材本质就是要把握职业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变”与“不变”。
首先,数字教材不是传统教材的数字化变体。数字教材是信息化下数字技术应用生态中可被具化的功能,以“教材”之名而尽可能地统合了行动学习场域之内可被数字技术所呈现(陈述)的足够多的课程信息(知识性、技能性、职业性),这些信息由于适合于人的需求而被选中、使用,其价值与意义实现了极大的超越。
其次,数字教材将从根本上改变学习方式。数字教材集专用资源、辅助知识的聚合能力、资源投送能力于一体,将行动导向下学习活动的动态性规整在即时、充分的知识陈述体系之下,在高效应对行动过程中相对无序的各种学习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促使学习者形成相对稳定而极具个性化的学习习惯,对于数字系统而言无疑是其向“智能”进化的极大利好。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1/0515/142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