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宣传得很到位，乡亲们都不串门，都各自关在家中，户户人家的门都掩着，真应了陶渊明的那句：门虽设而常关。热闹的大街都关着店门，长长的街道看不见一个逛街的人，有时街口出现一个人影，是出门来倒垃圾的。大家都安分守己，到菜园提着篓子摘菜的家庭主妇都戴着口罩。

我家的大门也天天关着，常开的是后门，后门有后院，后院有自来水池，有压水井，有卫生间，有菜园。一家人的户外活动就在后院里。太阳好时，也会到院场晒晒太阳。买了体温计后的第二天，我正在厢房看书，突然听见大门外有人叫门。

是谁呀？家里人问。

是我哟，某某。叫门的人说。

到后门来，我们在后院里。

我待在厢房里看书，隔了几间房子，听见院场后面的说话声，没有打算出去。一会儿，家人进来说，村卫生室的人来了，量体温的。

我一出后门，见后门院场的入口处站着两个人，戴着口罩，一身白色的防护服，连头脸都罩着，感觉就像穿着一身的孝服，立刻又觉得这比喻不妥，不吉祥——应当比喻天使才妥当吧。穿着防护服的个子较高的女子显然一下认出了我，对我说：

你还是……

老了老了，我笑着回答，心想这必定是通过几次电话的村卫生室的医生了。

家人搬了两把椅子放在院场，可她们两个坚持站在进院的路口，隔着四五米的距离说话。聊了几句才知道，这村卫生室的医生的父亲，那位老医生，前天晚上的老毛病又犯了，连夜送去县医院，村里的防疫任务重，她只好把老父亲丢在县医院，让丈夫赶去照顾，自己回到村卫生室上班，开展回乡人员排查工作。难怪头天晚上她说有事，原来是她父亲病重了。听到这里，我不由肃然起敬，先前的那些不快和成见，一扫而光，热情地前去招呼她们进院来休息一下，喝杯水，没想到我朝前一走，她们连忙后退了几步，我愣了一下接着哑然失笑，就原地站着说话，也不再坚持邀请她们进院休息。

村卫生室的医生对她那个同伴指着我说，你拿一支新的体温计给他量，接着又对我说：

这支体温计送给你们。

站在她旁边戴眼镜的同伴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体温计来，她接过甩了甩水银，举起看了看，说，这是坏的——你拿一支新的给他。

测量体温时，戴眼镜的医务人员还掏出手机照了照片——这是在留工作痕迹吧。

第二天早上正在堂屋拖地，听见后门院场谁在和家人说话，抬头一看，两个戴着口罩的人已经闯进门来。虽然戴着口罩，但听声音，我知道那小伙子是谁，后来母亲也说是村后备干部，现在是村副书记了。这副书记解释说，是来送通知的——不然上面要来抽查的。说着，递给我一张粉红色的宣传单，我还没来得及展开细看，副书记又说，要给武汉回来的量体温。我这才发现他手里还拿着一把体温枪。不由分说，那副书记举起体温枪便对着我的额头一点，我站着不动，让他点，可点了又点，那体温枪屏上任何反应都没有。哦，又坏哒。两个不速之客说着收起体温枪出了门。

我这才展开手中的宣传单看，见那抬头的题目是“给武汉返乡亲友的一封信”，落款是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指挥部，日期是二〇二〇年一月三十一日。

本村有一百七十多返乡亲友，从武汉回来的也就十来人。县里专门给武汉的“返乡亲友”写封信，由村干部专门送达，且亲自查体温，可见重视程度。信中，除了问候和形势介绍，主要是一些要求，不串门、戴口罩、分床睡、单用碗筷，这都是早知道的，还说了“因为爱你，离你两米”，信的末尾，附有县长专线，网格员、村卫生室医生、镇卫生院医生的姓名电话。

再回想武汉的防疫，感叹着小县城防疫措施的实在。

六、围 城

回家十多天了，每天基本上是前门走到后门，后门走到前门；怀着前所未有的自卑感、罪恶感，努力把自己隔离，羞于见人、不敢见人，也怕见人；“武汉回来的”，人们听见就怕，看见更怕，连连后退，退避不及，仿佛长着看不见的毒刺长矛。虽然大家嘴中不说，但“武汉回来的”，仿佛就是一尊瘟神。一方面是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不能辜负各级政府的号召和大家的关心，就积极在家实行自我隔离。后门外的院场有一条上街的小道，是邻居们爱走的捷径。有时听见那小道上有说话声、脚步声，赶紧处理好手头的活儿，退进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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