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期刊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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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权力女巫的子孙的现代复仇(2)
文本中托尼拉赞助的特殊技能或许可以揭开谜底,他“巴结赞助商和赞助人,与董事会攀谈,争取各级政府的资金支持,并撰写高效的报告”(Atwood,2016:13)。在意欲把戏剧节打造成盈利的文化产业思维中,上座率、拨款权、赞助人投资、经济效益等等,都不得不成为决策者需要多加考虑的要素。当资本的逻辑悄然褪去戏剧导演身份的光环时,创造力作为戏剧导演“质”的区别的重要程度便会降低。在竞争恶化的职场,当菲力克斯的创造力不具备可计算性,被抹去这个“质”的差异时,他已沦为资本的打工者,难以挣脱被安排的命运。正如齐格蒙特·鲍曼(2002:19)所言:“他们手无寸铁地暴露在神秘的‘投资者’和‘股东’的皮鞭之下,暴露在更令其莫名其妙的‘市场力量’、‘雇佣条款’和‘竞争要求’的皮鞭之下,承受那不知何时会落到身上的鞭笞。” 托尼成功“篡位”的原因恰好就在于他借助了资本的强大力量。在由资本架构的社会权力关系中,菲力克斯知名度再高,终究也只是可以随意替换的“物件”,既然可以替换,毫无预警地遭遇解雇也就顺理成章。
如果说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现代性批判主要从权力视角出发,那么鲍曼(Bauman,2000)则是从流动性角度上审视现代性。在职业流动性或不稳定性日益成为常态的当代社会,菲力克斯的中年失业并非个案,而是整个职场竞争的缩影。这不仅反映了人们对失业的普遍焦虑和为职场竞争担忧的“感觉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Williams,1977:132-134),而且引申出对资本权力的进一步探究。《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因独占魔法而拥有权力,魔法书成为权力的载体,魔杖化为权力符号,在土著凯列班辛苦地劳作里,权力关系清晰可见。在《女巫的子孙》里,“魔法”的控制权业已让位于资本,董事会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将资本的权力运作隐藏进形式公平的“董事会投票”(Atwood,2016:19)中。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因否拒平民而被神秘化,那么在《女巫的子孙》里,资本的权力及其运作机制因为披上了形式公平的神秘外衣,变得令人难以察觉。从始至终,隐藏在公平投票环节表象之下的资本权力,都未能成为菲力克斯仇恨的对象。“权力关系体现在生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丁林棚,2016:136),在司空见惯的失业现象背后,看似公平的投票机制背后所隐藏的操控权力并未受到充分关注,在法律法规健全的现代社会,菲力克斯即使受到不公待遇也只能申诉无门。实际上,《女巫的子孙》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它撕开了“优秀也会失业”的真相,更在于文本将潜藏于“公正”表象之下“非公正”的“恶”透露了出来,等待读者去发掘。
对于菲力克斯来说,中年失业仿佛整个人生都被倾覆,他寄希望于借助乡村的离群索居生活(Atwood,2016:30-32)来疗伤,仿佛自我流放到人烟稀少的乡村就可以逃避城市的苦难,即便这种隐居会彻底切断几十年来建立的所有社会关系。然而,资本的力量同样渗透进乡村,乡村的一切早已不是世外桃源,假房东莫德太太因为菲力克斯对废弃空屋的打探而瞬间变脸,因为对于这个并无所属权的房屋,收取房租还是交房屋税,这一进一出的“巨大”差异在她头脑中迅速切换,不仅如此,在利己动机驱使下,她家提供的任何“服务”都会被换算成金钱(Atwood,2016:34-35)。这种现象折射出窘迫的乡村生活背后那种对金钱的迫切渴望,当单纯依靠耕地无法维持生计时,颇多底层农民不是沦为农业工人,就是离开熟悉的土地,被迫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虽然文本叙述并不意在表现城乡差异和中下层人士之间的阶层区隔,但也在无意中呈现出城乡在不稳定生活状态、冷漠的人际关系、被金钱主宰的思维方式这三者上的趋同性。很明显,冷漠的乡邻关系始终无法帮他摆脱痛苦和疏解仇恨,只会任由他在复仇的执念和对女儿的“幻觉”中越陷越深(Atwood,2016:41)。当乡村救赎之路崩塌时,菲力克斯需要依靠什么来完成复仇大计?如果魔法的力量无法被现代科学所解释,那么对于非科幻小说而言,如何才能让复仇过程显得更加真实?在乡村叙事中,不经意间出现的“可见物”——数字电缆(Atwood,2016:44-45)早已留下暗示,数字时代的到来恰好为复仇做好了铺垫。
复仇之力:被征用的数字技术与持续控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资源的获取打破了地理空间限制,即使身处乡野,人们也能将获取信息的范围向外无限扩展,通过高速网络体验数字技术带来的世界快速变化。如果说,《羚羊与秧鸡》(OryxandCrake,2003)整体笼罩着对生物技术的负面情绪,那么,《女巫的子孙》则转向了对数字技术的正面肯定,文本中不仅提及了脸书(Facebook)、网络购物等数字媒介带来的社交方式的改变,还通过优酷、3D虚拟、手机地图等细节,呈现出数字时代对生活方式的多方面影响(Atwood,2016)。数字社会,复仇对象托尼与萨尔(Sal O’ Nally)为了获取更大的社会知名度不断增加媒体曝光率,希望借助网络的热度带来职位的进一步提升。正如齐格蒙特·鲍曼等(Bauman,et al,2013:26)所言,可见性与曝光率从威胁变成了诱惑,一个人的知名度和公众视野可见度,代表着他的社会认可程度和存在的价值意义。托尼和萨尔行动轨迹的主动暴露解决了菲力克斯复仇中的“寻找”难题,利用网络搜索技术进行的“追踪”与“监视”变得更加隐蔽便捷。菲力克斯“惊讶于通过网络所获取的个人信息”(Atwood,2016:45),这种惊讶可能来自作者本人,在网络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的活跃,早就让阿特伍德对“互联网+”时代的便捷与互动方式有着切身感受。不仅如此,托尼等高层将利于犯人的文化资助项目撤销的决定,又为菲力克斯成功动员犯人们参与“行动”制造了契机,由此而言,犯人们对公平秩序的渴望与菲力克斯的复仇动机存在着高度吻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巫的子孙》不全是菲力克斯的个人复仇故事,它还表达了在强调“个人”概念的西方社会,“共同体”在维护个体利益时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普洛斯彼罗式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知识、能力、理性的崇拜,通过“自助-他助”转换,被改写为对共同体的强调,相应地,为个人利益的复仇行动被抹上了为集体权益斗争的色彩。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1/0302/11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