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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数字技术应对研究(4)
三、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数字技术应对面临的困境
由于数字技术兼具客观属性和社会属性,当其被嵌入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中时,不仅使防控数字化、管理便捷化、应对场景化成为社会生活常态,也会为人机关系、规范制度、生命伦理、社会秩序的改造带来风险,“极易陷入‘异步化’状态,即治理的技术、手段、能力包括思想等跟不上技术迭代速度及其带来的众多不确定性影响增长的速度”〔9〕,致使常态化疫情防控陷入治理困境。
(一)技术风险与黑箱效应
数字技术一方面为常态化疫情防控带来精准化、动态化、便捷化的科技赋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系统的脆弱性。由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高度依赖信息流动、数据挖掘和智能算法,客观上促进了数据流动与共享,谁拥有与疫情相关的数据与算法,谁就拥有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的相关话语权和规制权。数据、信息等要素不断被产业化、资本化,数据和算法随时可变现为财富和话语权,不仅削弱了政府对疫情防控的主动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疫情的精准识别和社会需求的有效回应。一方面,将人工智能应用到日常的疫情防控中,压缩了公共权力和管理规范对防控对象及手段的自由裁量空间,管理主动权的出让自然衍生治理权限的去中心化。由于疫情防控建模化,迫切需要思考在数据、代码和算法中嵌入人文价值与道德关怀,以确保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防控环节从数据收集到问题预判都由智能机器完成,而当前资本市场在某些对智能机器的研发、维护方面占据主动位置,当资本力量获得一定程度的数据垄断与数据霸权后,其天然的逐利性会本能地要求提升资本的话语权,甚至通过数据画像来影响人们的体验与观念,驱动和控制社会秩序。
(二)协作困境与信息孤岛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境中,网络化、大数据的嵌入使其呈现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的特征。数字技术的应用基础在于互联互通,需要在统一安排与决策部署之下,各地各部门进行及时有效的风险沟通,实现集中统一性和分散灵活性的有机结合,从而提高疫情防控的实效性。但在真实的场景中,由于缺乏统一、集约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大平台,无法为共性应用与分散系统提供支撑,各个主体依然延续着自建自管自维的传统模式,致使防控主体、防控资源、技术机制等要素呈现出碎片化的形态,交易成本巨大。基于大数据的通行卡、健康码仅仅提供初级的移动轨迹,而要实现精准防控,则需要通勤工具、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人脸识别等多维度、跨层级、跨领域的信息。在当前数据存储标准各异、部门利益分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定位数据、社交数据等相关疫情数据并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数据资源的分割与垄断、“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这些情况必然使疫情防控信息的预测性和动态关联程度下降,制约了联防联控的成效。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迷失
一些地方政府在技术主导、技术至上和效率原则的支配下,不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来推进防控工作的人性化,改善社会治理的生态,而是热衷于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利用新技术手段强化网格化的“人身控制”与“过度免疫”。数字技术的平台建设和推广应用被政府用来“炫技”,这将“不可避免地强化效率至上,而忽视科层体制、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规范等制度性治理工具本身所蕴含的道德价值”〔10〕。倘若长期性、常态化地对社会成员分类监测,会加剧、固化某些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的身份鸿沟,造成社会撕裂。此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手段的最大特点是特定场域的全覆盖性这一特性,针对常规性防控工作实行标准化操作,可以提高效率,但也会催生技术怠工行为,加剧“动因漂移”现象,即将可能存在非常规问题的防控工作也交给智能技术处理,出现事故的时候便可以将责任推卸给技术设备,归因为应该升级智能设备、程序和算法等问题。
(四)制度滞后与数据安全
常态化疫情防控所致的庞大的数据体量与复杂的数据结构不断冲击着人们对于信息保护边界的认知,而当前我国的制度规范“并不禁止突发公共事件下,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对个人数据信息的扩大化采集以及充分利用数据企业的信息处理能力,只是原则上必须对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11〕,因而极有可能产生数据库及应用程序的漏洞及数据泄露。一方面,当公众知情权与患者隐私权得不到有效平衡、对采集的个人信息没有进行脱敏或保密措施不到位时,个人隐私实际上处在随时可能被滥用或不当披露的状态。另一方面,由疫情防控产生的大量细胞工程、遗传工程、基因工程、合成生物学等涉及生物安全的信息及相关医疗卫生信息等,在数据收集、传输、存储、管理、分析、使用、销毁等诸多环节上如果不能严格保护,就有可能埋下影响国家安全的巨大隐患。此外,由于采集和使用数据的去中心化特性,还会将数据安全和保密的责任置于多方,给政府和企业的数据管理、信息传输等方面带来新的挑战。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1/0426/1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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