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介绍
期刊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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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驱动下媒介文化的裂变与重构年我国媒(5)
四、社交媒体研究
“社交媒体”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词。其中,微博、微信和各种短视频社交APP等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社交媒体与日常生活
网络和移动技术的蓬勃发展将社交媒体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在社会化媒体与个人生活的研究话题下,学者们围绕用户个体的社交实践及其动机影响、社交媒体使用过程的主体感受及身份认同等议题展开论述,研究方法上则多采用深度访谈、民族志观察和大数据等手段。
陈阳、张睿丽的《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社交媒体想象的互动》,围绕“想象的互动”这一现象展开访谈,研究了解到,用户发布私密朋友圈主要是因为:宣泄负面情绪、维护社会关系和增强自我认同。[31]董晨宇、丁依然与段采薏发表在《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7期的文章,探讨了我国的留学生群体如何通过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分配与使用建构多元化的社交关系,研究将留学生对社交媒体的分配与使用视为“生活变迁”之后自我身份的调适结果。[32]毛良斌的《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采用元分析方法探讨社交媒体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认为:“社交媒体自我呈现确实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效果量微弱;社交媒体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大小取决于自我呈现的方式;积极自我呈现和真实自我呈现均能显著提高主观幸福感,消极自我呈现则显著降低主观幸福感。”[33]杨颖在《新闻记者》上所发表的《网络表情符号能拯救“社恐”吗?》,通过对具有丰富社交功能的网络表情符号研究,探讨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谊形成之间的作用。[34]黄宏辉的《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成因和对在线社区脱离意向的影响》,从社会比较理论出发,探讨了青年群体社交媒体倦怠的形成机制及其行为结果,文章认为“上行社会比较是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倦怠的正向预测因素……而在线社区脱离意向则是社交媒体倦怠带来的行为结果”[35]。
(二)社交媒体与公共事件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吸引了大批学者对疫情相关的社交媒体展开考察,社交媒体与健康信息传播、公共卫生防控的主题研究便于当下应运而生。杨洸和闻佳媛发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8期的《微信朋友圈的虚假健康信息纠错:平台、策略与议题之影响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的平台特性,立足个人信息处理的心理视角,实验了不同健康议题的多种纠错策略并考察了其纠错效果。[36]
除了健康、卫生议题外,政治与传播技术的关系也是社交媒体研究领域下的热门子话题。葛岩等人的《社交媒体必然带来舆论极化吗:莫尔国的故事》,聚焦社交媒体与政治舆论演化的关系,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行动者模型模拟人工社会莫尔国。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关联,“只有在社会失稳和主流媒体信誉流失条件下,社交媒体对极化有明显推助作用”[37]。师文、陈昌凤的《社交机器人在新闻扩散中的角色和行为模式研究》则聚焦“社交机器人”,探究社交机器人在政治事件和社交媒体舆论中的作用。该文认为:“机器人往往聚集于社交媒体上的重大事件下,随着事件更替,机器人账号会删除先前的推文、改变显示用户名后以新面目出现。”[38]
(三)社交媒体与直播文化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除了对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与公共事件的舆论表达议题的关注之外,社交媒介平台上视频直播所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交流方式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与人之间通过文字、图像和视频等方式交流,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视频直播在今天成为人们开展社交的主要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带有很强的表演色彩,强调的是感官刺激和娱乐消费。
罗兰在《戏精文化:城市视域下当代青年短视频社交表达》中就认为,我国当代城市化和社交媒体环境促成了一种“戏精文化”的产生,戏精文化通过各种短视频社交APP以表演的方式展现。“戏精文化也是当代中国青年文化中最具表演性的,但过度追求这种表演性就难免显得空洞和病态,比如,一些站在高楼边缘、火车车轨等危险地带进行短视频录制或直播的戏精们,显然是罔顾了个人生命安全,过度追求虚无缥缈的虚荣感和成就感,或者完全背离自己在现实中的形象,通过抖音塑造一个虚拟的截然不同的自己,营造一种不存在的人设,虽然这些虚拟形象有很多是商业资本为了谋利而打造的对口人设,但这种恶劣的风气在短视频空间里大肆蔓延,渐生出很多做作、空洞、病态的戏精表演。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资本运作下谋利的商业行为,更揭示出了用户们病态空洞的畸形审美和迷失虚伪的精神世界。”她进一步指出:“通过短视频社交APP,青年们远离现实中让人失望的真实形象,在网络时代中轻易塑造了更理想更完美的自己,也更容易得到网络中他人的溢美之词。这种被刻意塑造的人设被戏精文化包裹过后显得饱满和美好,可始终远离真实,渐渐地,青年们的内心被逐渐腐蚀,蒙上了难以正视的阴霾。他们渴望浮夸、造作的戏精表演,这样空洞病态的表演以病毒传播式地被如此广泛地应用到各个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映射了整个群体在城市生活中迷失的虚荣内心,尤其是当代青年岌岌可危的病态的生存状态和空洞的精神实貌。”[39]
文章来源:《数字技术与应用》 网址: http://www.szjsyyyzz.cn/qikandaodu/2021/0627/14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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